在我們的想象中，隱士是非常古老的一類人，比老子孔子更早。比如許由、巢父、善卷等，差不多與堯舜同時。
隱士首先是“士”—一個高貴的人。當君主有道時才可以做官，君主無道時應該辭職，以避免道德上的妥協。所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乘桴浮于海”，歸隱去也。在孔子看來避世者是最高的賢者。
這就是中國獨特的隱逸山林的文化。既是一種道德的理想方式，也是一種生活的理想方式。但到了魏晉時代，隱逸去處有了微妙的變化，從人跡罕至、未經耕作的、不受人類文明制約的山林荒野，轉化為田園了。比如陶淵明筆下的世外桃源，“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這是有人類文明痕跡的自然。陶淵明自己也說：“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吳淇《六朝選詩定論》曾闡發說：“廬之結此，原因南山之佳，太遠則喧；若竟在南山深處，又與人境絕。結廬之妙，正在不遠不近，可望而見之間，所謂‘在人境’也。”
到了唐朝，隱逸文化的落腳之地又有了改變。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研究，田園生活在唐朝時已悄然轉變為園林生活。“這是中國上層社會文化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它標志了一種轉變，從中古的‘隱逸’主題轉向‘私人天地’（private sphere）的創造。”
唐代園林興盛帶動了都市審美文化需求的高漲。園林本身是城市發展過程的產物與伴生物，是身處都市心存江湖的產物，是用物質條件技術手段對遙遠自然的回憶與呼喚，用機械及人工對天然的一種物質模擬。有個西方學者指出：自然風景在西方是市民階層文化思想的產物，它源于城市的生活方式及由此而形成的對“自然”的渴望。唐代私園主要分布長安、洛陽兩京郊區，集于灞、伊、洛諸水之間。而這些私園正是中國莊園的成熟面貌。
什么是莊園？按歷史學家韓國磐先生的意見，是封建地主對土地的一種占有形態和經營方式。唐代莊園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經濟單位，或稱莊、莊墅、莊田、別墅、別業等。莊園有大有小，小的只有一頃或不到一頃地，僅有一些住屋和田地；大的則可傍山裹湖，占地百頃。
莊園生活提供了一種非凡的觀物方式，宇文所安稱其為“私人視角”，這一視角為富有想象力的生活提供了可能。讓我們看看一位并不富裕的明代士子李日華在他的小莊園里的閑居生活：李日華是萬歷年間的進士，后來以養親為由，退隱至家鄉嘉興。他把家安在水邊，門前可以泊船。住所由偃松軒、嘉樹堂、美蔭齋、味水軒等組成。他的日記記載，他在偃松軒前鋪設了五萬多塊卵石，以免除下雨泥濘之苦。美蔭齋因為近旁一棵巨大的古樹而得名，坐在美蔭齋里聽鳥鳴讓他極度愜意。嘉樹堂得名于堂側的玉蘭樹，他每年會在花期移居到這間書房里觀賞玉蘭。至于味水軒的軒名，一方面是對淡泊生活的隱喻，一方面是他的品茶之地。他對烹茶飲水頗為挑剔，每月一次雇人到二百里外無錫惠山運回“天下第二泉”的泉水數甕。
那時中國文人的閑居生活，花大量的時間在品茶、飲酒、聚會、閑聊，同時也鑒古、撰文與作畫。可以說，莊園文化已經逐漸發展成為一門精致的生活藝術。
其實，無論是中國的莊園，還是俄羅斯的貴族莊園、法國的紅酒莊園、英國的鄉村莊園，都淵源有自，代表著居住文化的最高形態。
但隨著現代社會制度的完善和經濟生產效率的飛升，現代版的莊園生活已摒棄了以創收為主的經濟屬性。日本學者加藤繁認為“莊園，是配置花木、水竹之娛樂游息場所，可除了這部分功能外，大多包有作為生活資料的田地。”從這個定義看，地產商人張寶全在京郊的柿子林與唐代莊園頗為相似，娛樂休息功能得到充分保障，又獨立擁有可持續發展和改良的農田果林。但土地的國有性質，讓這個“農莊”又不可能像均田制瓦解后的唐宋租佃制莊園。柿子林也無可能出現以莊園為范圍、以“族長”為統領的“聚族而居”，時不時過來幫忙做農活的農民或者剪枝、打藥、割草、做防火帶的工人，更無可能被稱為“族眾”。
現代莊園的大片用地只能是“租”來的，隨時有變更的可能。在離深圳市區50多公里的南澳東山灣海域上，漂浮著商人郭奎章的“海上皇宮”，上有花園、游泳池、跑馬場，還有豪華游艇，臥室里都鋪著北極熊皮毛總造價大約七八千萬元。后被相關部門認定為違法建筑。今年5月，這座存在六年多的奢華海面莊園，最終還是迎來了被拆解的命運。
由于現代莊園的維持成本不菲，而現代的莊園主人也不可能有李日華那樣的閑暇時光，莊園的使用率實在不高，當理想主義的情懷漸冷，相當多的私家莊園都在向私人會館或商業高級會館轉化，有節制地成為企業或個人活動的租用場所。
經濟學家認為，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土地將逐漸向少數人手里集中，這是現代農業的必由之路，而這種萌芽或能讓中國滋生出第一批真正的莊園主。